北京周口店龍骨山50萬年前古人類生活場景（神秘的特別地球uux.cn配圖）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光明日報》（作者：王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關注國現古學河南大學特聘教授）：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的紀念云南（探花資源）聯系方式【電話微信1662+044-1662】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發掘，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仰韶大幕。從仰韶遺址的文化科學發掘起步，中國現代考古學已走過百年歷程。發現幾代考古人始終秉承嚴謹求實的和中科學精神，篳路藍縷，代考誕生青燈黃卷，周年艱辛探索，特別薪火相傳，關注國現古學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紀念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仰韶歷史脈絡，展示了中華文明的文化燦爛成就，展示了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發現重大貢獻。現將百年考古所揭示的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和輝煌燦爛成就及世界貢獻擇要闡述。
探索中華大地人類起源，科學回答“我從哪里來”
考古發現證實距今200萬年前的中華大地已有古人類生活。在安徽繁昌人字洞曾發現被認為可能為距今200萬年前的人類活動遺存，但曾遭部分學者質疑。陜西藍田上陳遺址的古地磁測年為210萬年到130萬年前，著名的藍田遺址最新的測年數據為距今163萬年前。河北陽原馬圈溝遺址測年為距今160萬年，其下文化層的年代可到178萬年至180萬年前。云南元謀人距今170萬年。上述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發現證明，中華大地出現人類的年代確實可以早到距今180萬年乃至200萬年前，證明中華大地是世界上早期古人類活動的重要地區之一。
展示距今50萬年前古人類生活場景。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發現的古人類居住、制作石器、食用動物，特別是用火痕跡，展示出距今50萬年前后的人類已經學會了用火，并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以石片制作石器的工藝傳統。
基于考古材料探討東亞地區現代人的起源。近年來，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學者組織力量，對我國河南滎陽織機洞、老奶奶廟等多個距今6—3萬年的遺址開展考古發掘，獲得了豐富的人類活動的遺跡和遺物，彌補了原來較為缺乏這一時期遺址發掘成果的薄弱環節。發掘結果顯示，這一年代段，中國北方和南方地區都有古人類生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石器制作技術和生活行為等方面仍然沿襲了本土自北京猿人時期已經形成的以石片石器為主的文化傳統。與此同時，在新疆通天洞、山西水洞溝、鄭州西施等少數遺址發現了以歐亞草原流行的獨特工藝技術制作的石器，表明有少量外來的人群進入到中國西北地區，但并未出現對原有人群及其文化傳統的取代。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也表明，距今4.5萬年前后東亞地區的現代人中，有鏟形門齒的占比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沿襲從藍田人和北京猿人時代已經形成的特點，而非洲的古人類中，鏟形門齒占比還不到百分之十。這表明所謂非洲中東部的智人是現代人共同祖先的“夏娃理論”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中華大地并未出現新來的人群對原有人群和文化傳統的取代，以元謀猿人、藍田猿人和北京猿人為代表的古人類，確實是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追溯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歷程
百年來，中國考古人在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及發展過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發展、中華文明的世界貢獻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云南（探花資源）聯系方式【電話微信1662+044-1662】提供外圍女上門服務快速選照片快速安排不收定金面到付款30分鐘可到達
在中國考古學百年發展過程中，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是最為重要的研究內容，也是幾代考古人孜孜以求、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幾代考古人勤奮耕耘，薪火相傳，勾勒出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輪廓。進入21世紀以來，這一重大課題通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開展而得到了有力促進。
揭示了各區域文明的形成過程和中華文化基因的孕育。通過對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西遼河流域等地的中心性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成果表明，從距今6000年左右開始，在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上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等地區，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精神生活日益豐富，隨著剩余財富的出現，各地區相繼開始出現社會分化和顯貴家族。距今5300年前后，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遼河流域等區域最初的文明（古國文明）相繼形成。
在河南中部，涌現出多個面積在50萬左右到100多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其中以鞏義雙槐樹遺址面積最大，現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與此同時，在甘肅中部的秦安大地灣遺址也出現了100多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遺址中部有一座面積為420多平方米的高等級建筑，以中軸線貫穿，前、后兩座主體建筑，東西兩側廂房對稱，左中右三門格局，開中國古代宮殿布局的先河。雙槐樹遺址與大地灣遺址一東一西，可能分別是河南中部和陜北隴東地區兩大“古國”的都邑，上百萬平方米的巨型聚落中大規模高等級建筑址所表現出的懸殊的社會分化已初具文明社會樣貌。
在遼寧西部的牛河梁遺址群，發現用石塊砌筑，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大型平臺。附近發現一座形狀奇特的建筑，里面出土有泥塑的女人像和龍、熊、猛禽的塑像，附近的一些山頭上分布著石砌的圓形祭壇和方形的大型石砌墓葬，墓內隨葬玉龍、玉鳥、玉龜、玉人、玉璧等玉器。在長江下游的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發現面積達100多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分為祭祀區、居住區、墓葬區。一座大墓中有300多件隨葬品，其中有玉龍、玉龜、玉鳥和玉人等，墓葬中還隨葬幾十件玉石鉞。兩地的權貴墓葬都隨葬玉器，且玉器的種類也非常相似，甚至玉人手臂并攏舉于胸前的姿勢都完全相同，這當非偶然，說明當時在社會上層存在一個相互作用圈。這一情況表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中華大地各個區域文明之間曾發生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在龍的信仰、以玉為貴的理念等方面形成了共性。這些共性正是后來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因，說明在距今五千多年前，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雛形。
揭示了各地文明化進程模式的差異。由于各個地區不同的自然環境和生業基礎，距今五千年前的中華大地上的各個區域文明各自發展成為各具特色的初期文明。如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史前文化以稻作農業為基礎，家畜主要是家豬。從出土各種與祭祀有關的玉器和陶制品來看，該地區原始宗教色彩濃厚。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則主要種植粟和黍，黃河中下游地區除種植少量的稻和麥、飼養家豬之外，還飼養牛和羊。與此同時，各個區域的文明保持著較為密切的聯系，逐漸形成了后來成為中華文明核心基因的共性因素。如從距今8000年的以玉為美到距今5500年到4500年的以玉為貴，再到夏商周時期的以玉藏禮，最后到漢代的以玉為瑞的觀念；不晚于距今6000年前發源于中原地區的龍的信仰；以祖先崇拜作為主要的信仰對象；天人合一的思想、禮儀制度、和合思想、以民為本思想等。在漫長的文明演進過程中，在距今4300年前后，由于環境變化和社會內部變化等原因，長江上中下游、黃河上游和下游以及遼河流域等曾經盛極一時的區域文明相繼發生衰變，而中原地區則呈現出持續發展、快速崛起的態勢。
同樣是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區域文明，黃河中游地區的大型墓葬中隨葬品很少，且極少見玉器，沒有顯示出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沒有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制造奢華的玉器、依靠對神的祭祀權的壟斷來顯示和維持自己的權威，而是比較世俗，比較務實，注重發展生產，注重通過禮制維持集團內部等級秩序，并通過結盟等形式不斷壯大力量，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原地區文明起源道路。中原粟黍稻麥豆五谷種植體系，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強于其他地區，加之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治理了水患，使中原地區勢力集團得以持續發展，并對周圍地區先進文化因素廣泛吸收，也導致了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開始孕育。
距今4300年左右，長江流域的良渚文明由于海平面上升導致地下水位上升，使由沼澤低濕地開墾來的大量稻田再次淪為沼澤，農業遭受毀滅性打擊。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明也逐漸衰落。與之相對應的是，黃河中游地區的文明化進程卻進一步發展。在晉南地區，出現了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遺址，城內興建了最早的宮城。在城南部發現觀測天象、決定時令節氣的觀象臺。在城內的公共墓地內，大型墓葬位于其中一個區域，墓中隨葬品達上百件，同時發掘了反映墓主王者身份的鼉鼓、石磬、龍盤和作為軍事權力象征的玉石鉞。墓地中的大量普通社會成員的墓葬則不僅墓壙狹小、僅能容身，且往往沒有任何隨葬品。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貧富貴賤分化非常懸殊，形成了集軍事權力與社會管理權于一身的王者及地位顯赫的家族，出現了早期國家，進入到邦國文明社會。陶寺城址的地理位置和時代與古史傳說中堯的分布范圍和年代恰相吻合，極有可能是堯的都城——平陽。
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脈絡——早期中國的形成與發展。在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發現了由一個方臺、一排旗桿、陶器組成的宴飲場所，這很可能是禹會諸侯與涂山盟誓的場所。正是因為中原地區的勢力集團采用了廣結盟友、壯大力量的策略，其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夏王朝建立后，形成了都城布局、宮室格局、青銅禮器、玉石禮器和陶禮器等一整套規制，其中很多內容被后來的商、周乃至其后歷代王朝承襲和發展。夏王朝后期，禮儀玉器之一的牙璋向周圍廣大地區施加強烈輻射，東達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西至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北抵黃河中游的河套地區、南到華南地區甚至越南北部都出土了中原王朝創造的玉禮器牙璋，形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中原王朝為中心的中華文化影響圈。商王朝時期，承襲了夏王朝的禮儀制度、青銅容器工藝技術與理念，形成了商王朝的一整套青銅和玉石禮器。商王朝與周圍廣大地區的方國保持時遠時近的關系，商王朝的禮樂制度和冶金技術向周圍地區廣泛傳播，產生了廣漢三星堆等各具特色，又與商王朝保持密切聯系的方國文明。西周王朝建立后，通過分封制將周王至親和重臣分封各地，建立諸侯國，成為拱衛西周王朝的屏障，有效鞏固了中原王朝對全國的統治。
綜上所述，百年中國考古學，特別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把中華文明的產生時間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將“中華文明五千年”從傳說論證為可信的歷史；追溯出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過程、揭示了中華文明的豐富內涵，展現了各地區文明起源、發展的歷史場景，為增強文化自信提供了資料和證據。
展現中華史前文化的輝煌
考古證實中國史前的彩陶文化為本土起源。通過百年來中國考古學家的發掘和研究，以大量實物資料和研究成果證明，距今一萬年以來的中國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都是本地區土生土長的，具有清晰的自身發展脈絡。中國境內的彩陶出現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9000年前，黃河流域彩陶出現的年代也早到7000年前，早于歐亞大陸彩陶出現的年代。這一考古發現使“中國史前文化西來說”不攻自破。
展示中華史前先民的發明創造。1.3萬年前制陶術的發明。在湖南道縣玉蟾巖、江西萬年仙人洞、廣西桂林甑皮巖等遺址，都出土了距今約1.3萬年前的陶器。考古發掘和研究成果表明，早在距今13000年前后，中華大地南方和北方的先民都已經掌握了制作陶器的技術。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地區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陶器的地區，制陶術比被認為是文明發生最早的西亞地區早四千多年。萬年前開始栽培稻、粟、黍。農業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具有革命性意義的進步。考古發現表明，稻、粟、黍的栽培都以史前中國為最早，是中華民族的史前先民們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卓越貢獻。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后，這幾種農作物的栽培技術向東亞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西亞和東南亞等地區傳播，對這些地區人類生活和文化與社會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九千年前掌握了琢玉技術。玉器的發明是人類對美的追求的發展，琢玉工藝技術的發明更是人類工藝技術的一大進步。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距今9000年前的墓葬中發現中華大地迄今年代最早的玉鐲、玉耳環和玉墜等玉制裝飾品。距今8000年前的內蒙古興隆洼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制作精美的玉玦和玉墜。距今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了玉玦和玉墜的玉質裝飾品組合。距今5500年前后，遼河流域和長江下游地區都出現了制作極為精致、種類豐富的玉器，表明我國的玉文化源遠流長。八九千年前的彩陶和特殊符號的出現。近年，在浙江烏鎮橋頭上山文化晚期的遺址中，出土了表面通體涂紅的陶器，把史前先民們發明陶器并施彩繪的年代向前提早了兩千年。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和龜甲上的刻畫符號。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八千多年前的村落和公共墓地。一些墓葬隨葬用鶴類尺骨做的骨笛。這是世界上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笛子，大大改寫了世界音樂史。賈湖遺址部分墓中出土了烏龜殼，有的底部有刻畫符號，有的符號與商代甲骨文“目”的象形字形態十分相似，為探討殷墟出土的、已經十分成熟的商代甲骨文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九千年前馴化家豬。賈湖遺址出土了家豬，經過動物考古學家對賈湖遺址出土的豬骨進行分析，認定已經是被馴養的家豬，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家豬。八九千多年前發明了酒。對上山遺址和賈湖遺址出土的陶器中的殘留物進行成分分析，都發現了以大米為主要原料，并用山楂和蜂蜜做輔料造的酒，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酒。八千年前能夠制作獨木舟。在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了距今約8000年前的獨木舟，長度近八米，說明當時已經具備遠離岸邊的水上航行能力。八千年前髹漆技術的發明。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了表面髹漆的弓。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利用漆的實例，表明當時已經掌握了漆的特性，發明了髹漆的技術。八千年前已經利用中草藥。跨湖橋遺址出土的陶罐中，發現殘存的煎制過的中藥，把中華先民們對中藥的利用提早到距今八千年前。八千年前麻制品和六千年前養蠶繅絲的發明。在賈湖遺址，出土了八千多年前的麻織物殘片。近年，在河南滎陽青臺和汪溝遺址，都出土了距今約5300年的絲織品殘片。在同時期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了用獸牙制成的蠶形飾。最近，在山西南部運城地區發現了兩件距今6000多年的蠶蛹形石雕制品。這些發現說明，至遲在距今6000年前，黃河中游地區的先民們已經掌握了養蠶繅絲的技術。高溫制陶技術的發明。距今約6500年，黃河流域出現了可以達到800度左右高溫的陶窯，燒出的陶器質地堅硬。在距今約4000年左右，長江下游地區出現了以瓷土為原料，能達到1000度左右的高溫陶窯燒制的原始瓷器。輪軸的發明。不晚于距今6000年左右，出現了用輪軸技術加工玉器的工藝。在距今7000年前，黃河下游地區出現了用旋轉的輪盤修整陶器口沿等部位的技術。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出現了用快輪制作陶器的技術，使陶器的成型更加規整、精致。距今4300年前，黃河下游地區的制陶技術達到頂峰，其代表作是“蛋殼陶”黑陶杯，器壁最薄處僅0.3毫米，堪稱奇跡。犁耕的發明。距今5500年前后在長江下游地區崧澤文化晚期遺址中，出現了裝在木制犁具上的石犁頭。5200年到4300年期間的良渚文化遺址中，石犁的出土數量顯著增多，并在稻田中發現牛的腳印，表明牛拉犁的耕作方式已在長江下游普及。煤的應用。近年，在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發掘了距今約3500年前后的村落。在居住址里發現了制作銅器遺留下來的煤塊和煤渣。這是世界上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以煤作燃料的發現，把我國古代使用煤的歷史從漢代向前提早了近1500年。銅容器鑄造技術的發明。大約距今5000年前，冶金術從西亞經中亞傳入我國西北地區。大約距今4500年左右傳入黃河中游地區后，技術取得了顯著進步。在山西陶寺遺址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迄今我國境內發現最早的銅鈴和銅容器殘片，說明當時已經掌握了用內范和外范來鑄造銅鈴和銅容器的技術，為夏商周時期青銅器的鑄造和青銅禮樂文明奠定了基礎。
觀測天象，認識自然——史前先民先進的宇宙觀。在屬于上山文化晚期的浙江烏鎮橋頭遺址，發現在涂紅色陶衣的陶器表面用白色繪出的太陽紋圖案，表明當時的先民們已經產生了對太陽的崇拜。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的仰韶文化早期（距今6000多年）的一座地位較高的墓葬中，墓主人的身體東西兩側用貝殼堆塑出龍和虎的形象。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龍的形象，與戰國到漢代流行的東青龍、西白虎的方位完全吻合，說明中國古代的很多信仰可能具有久遠的史前淵源。在距今約5300年前的河南鞏義雙槐樹和滎陽青臺遺址，出土了多件表面繪有八角星的彩陶圖案的陶罐，還發現了把多件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狀埋在地面的現象，暗示當時中原地區的人們已經對日月星辰的運行以及所表示的農事季節有所了解。在距今5500—5000年的牛河梁遺址祭祀遺址群，發現了呈三重圓形的祭壇，為圜丘的起源提供了線索。在山西陶寺遺址發現了疑似以太陽光照射的位置判斷農事節氣的觀象臺，經過與天文學家合作開展模擬觀測和研究，證明這個遺跡確實可以通過觀測太陽從東側的塔兒山升起時陽光照射進來的角度判斷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農事節氣的到來，從而證明早在距今4200年前，黃河中游地區的人們就已經掌握了農事節氣，印證了《尚書》記載的堯“觀象授時”的記載。
進入歷史時期后中華文明的發明創造。銅器制作技術的進步。在夏代后期都城二里頭遺址，宮城附近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區發現青銅器制作作坊，貴族墓中出土爵、斝、盉、鼎等制作精致的青銅禮器，說明工匠已經比較熟練地掌握了鑄造這些青銅容器的工藝技術。商代晚期，青銅鑄造技術達到頂峰，可以制造出重達800多公斤的大鼎。商王武丁妻子婦好的墓葬中，隨葬青銅器達400多件，反映出商王朝工匠具有的高超技藝。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銅人像高達2.6米，神樹高達3.5米，反映出古蜀文明接受了商王朝冶金術之后實現了在自身基礎上的發展與創新。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容器的制作技術達到了高峰，造型、鑄造、鑲嵌等工藝爐火純青，各地此時期貴族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絕倫的青銅器。冶鐵術的引入和創新。冶鐵術是大約在距今3000多年前從西亞傳入我國的。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出土了商代中期的鐵刃銅鉞，表明我國商代先民已經了解了隕鐵的性質。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了西周晚期的銅柄鐵劍和銅矛。此后冶鐵術不斷進步，至春秋戰國時期，以吳王夫差劍和越王勾踐劍為代表，鋼鐵熱處理工藝達到了高峰。漢代以后，冶鐵業大發展，冶鐵技術也顯著進步，發明了炒鋼、灌鋼等金屬熱處理工藝技術，促進了漢代以后生產力的發展，這些工藝技術比歐洲早了上千年，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遙遙領先。瓷器的發明。距今7000年前，長江中游地區已經出現了以瓷土為原料制作的白陶。約4000年前，中華先民就能夠利用瓷土和1000度以上的高溫燒制原始瓷器。漢晉時期，先民已經能夠制作精良的瓷器。南北朝到隋代，制瓷工藝技術不斷進步。在唐宋元明時期，我國制瓷業達到高峰。南海一號沉船等水下考古的成果中宋代瓷器的發現表明，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中，大量中國瓷器被運往歐洲。精湛的漆器制作技術。距今8000年前已經出現于長江下游地區的漆器制作技術在春秋戰國到西漢時期達到了頂峰。戰國到漢代的漆器以曾侯乙墓和馬王堆漢墓出土漆器為代表，不少漆器表面還有精美的漆繪圖案，巧奪天工。出土醫書反映兩千多年前中醫的發達。20世紀70年代初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墓主人尸體保存完好，出土時皮膚尚有彈性，反映了當時高超的防腐技術。墓中出土了帛醫書十種和200支竹木簡醫書，均為已失傳的醫書。四川成都老官山3號漢墓出土920根竹簡和50余枚木牘，內容十分豐富，有治療內科、外科、五官科、皮膚科、婦科的藥方，還有醫治馬匹疾病的獸醫醫書，被認為極可能是失傳的扁鵲醫書。墓中出土一件通體髹漆的木人像，身上用紅或白色線條描繪出人體經絡和穴位，是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經絡穴位的人體醫學模型，證明西漢早期中醫針灸學已達極高水準，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人體經脈穴位理論體系。巧奪天工的絲綢織造技術。春秋戰國時代，絲綢制造技術得到顯著進步。在長江中游的楚國貴族墓葬中，出土了紗絹、錦、縞、縑、羅等；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大量絹、紗、綺、錦、羅等絲織品。在成都老官山4號漢墓出土的四臺紡織機模型是前所未見的蜀錦提花機模型，表明兩千多年前我們的先民已經能夠制作提花織物了。此外，漢代張衡發明的渾天儀、地動儀，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天文儀器。造紙術、活字印刷、指南針和火藥的發明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貢獻，在此不再贅述。
揭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過程
夏代后期都城二里頭遺址的宮城位于都城正中，宮城內多座宮殿的格局體現中軸線、左右對稱，前后幾進院落的規制。這一規制在距今5000年前的黃河中游地區的中心性遺址已經初見端倪，到了夏王朝后期都城已經規范化，成為中國歷代王朝宮殿格局的先河。夏王朝創造的以酒器為主的青銅容器，以石磬、鼓和銅鐘構成的樂器，以玉戈、玉璋、玉刀、玉鉞構成的儀仗用具等表明貴族等級身份的禮器制度向周圍廣大地區施加了強烈影響，并為商周王朝所繼承。
商王朝創立的一整套青銅容器制作精美，成為中國青銅文明的杰出代表，其銅器造型和制作工藝以及體積在世界各地的青銅文明中首屈一指。通過各種途徑，商王朝使各地的方國接受其禮器及銅器制作技術，逐漸處于王國文明的核心地位。其中，江西新干大墓和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是突出代表。后者出土的巨大銅人像和神樹以及黃金面罩和金杖等，反映了古蜀文明獨具特色的面貌。與此同時，商王朝風格青銅禮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古蜀國與商王朝之間存在密切關系。
西周王朝封邦建國，各地發現的諸侯國都城和諸侯墓在規模、棺槨數量和隨葬鼎簋等青銅禮器的數量與組合等方面表明，在西周王朝中期已經形成了嚴格的等級制度。禮制經過夏商王朝的初創之后，到了西周時期日臻成熟，周王朝對各地的統治較之于商王朝大大增強。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各地諸侯國的都城和貴族墓葬反映出當時社會從中原王朝一統天下轉變為群雄并起、相互競爭的局面。春秋早期的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和戰國早期的湖北隨州曾國墓葬都隨葬九件銅鼎和八件銅簋以及大量青銅禮器。按照西周禮制，九鼎八簋是周天子才可以享用的最高等級的禮制，作為虢國和曾國的國君使用此等級的禮器，表明當時周王地位衰微，僭越現象已相當普遍。曾侯乙墓中隨葬器物制作極為精致，墓中65件銅鐘和與之相配的石編磬以及多種絲竹樂器構成的宮廷樂隊規模宏大，且這些樂器的音律很準，表明當時的音樂具有很高水準。此外，制作精致的大量漆器的出土，反映出當時髹漆技術的高超。在長江流域出土的春秋晚期的吳王夫差劍和越王勾踐劍反映了吳越鋼鐵工藝技術達到高峰。長江流域各地多處墓葬出土種類豐富的絲織品，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高超的絲織技術。
秦始皇陵是世界上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以秦始皇兵馬俑為首的400多座附葬坑展示出統一的秦王朝的鼎盛局面。對阿房宮的發掘表明，該宮殿在秦代并未建成，從而糾正了歷史文獻記載的謬誤。在北起東北、南達嶺南的廣大地區發現的秦代郡縣故城、墓葬和馳道等遺跡以及度量衡等遺物，說明秦王朝實現了統一中國的目標。
經過對西漢首都長安城的發掘，揭示出其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城。面積達5平方公里的未央宮內有多座宮殿建筑，堪稱當時世界上最為宏大的王室建筑，彰顯出西漢王朝的強盛。各地發現的西漢諸侯墓規模宏大，隨葬品豐富，尤以出土金縷玉衣和棺槨設施采用黃腸題湊而聞名遐邇。近年發掘的海昏侯劉賀墓出土金、銀、銅、漆等近萬件隨葬品，僅黃金就達378件，隨葬五銖錢200萬枚，總重量達10余噸，是迄今所見出土隨葬品最多的漢代高等級墓葬，展現出西漢王朝高度發達的經濟和文化水平。各地發現的大量平民墓葬，出土的陶器和墓葬的形制相當一致，表明漢代對各地實行的有效統治。一些漢代貴族墓葬中出土的來自西亞和中亞地區的玻璃器、寶石等，是開通絲綢之路、中西文化密切交流的寫照。
湖北荊門郭店、湖北云夢睡虎地、山東臨沂銀雀山、湖南長沙走馬樓、南昌海昏侯墓等數十地出土的大量竹簡木牘為研究戰國到漢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歷史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文字資料，填補了傳世歷史文獻記載的許多空白。
通過對位于河北磁縣的曹魏首都鄴城的發掘，可以了解其開創的古代都城布局新的制度。而對曹操墓的發掘則體現出他生前極力倡導的薄葬習俗。
北魏平城大同和河南洛陽北魏都城是從大興安嶺出發輾轉遷徙的拓跋鮮卑族大力吸收漢文化、促進民族融合的歷史寫照。北魏洛陽城宮城的中軸線上自南向北排列三座大殿的布局和宮城門三出闕的形制為此后各個王朝宮城布局所承襲，一直延續到北京的明清紫禁城。鮮卑融入的過程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歷程的縮影。
隋王朝雖然只存續了短短的數十年，但大興城（唐代改長安城）的興建和大運河的開鑿，不僅為歷史留下清晰印記，也為唐王朝的興盛和隋代以后的南北通商奠定了基礎。唐長安城是名副其實的當時世界最大的古代城市。規模宏大的唐長安城、大明宮和唐代陵墓群、隋唐洛陽城的應天門等發掘，充分展現了唐王朝的強盛。乾陵邊外國使節群的石雕和章懷太子墓的外國使節圖以及唐代墓葬中常見的胡人牽駝俑是當時強盛的唐王朝通過絲綢之路積極對外交流的寫照。來自各國各地的人士在唐朝做官、經商，唐王朝吸收各地的先進文化為我所用，表現出極大的文化自信和開放包容。
以洛陽白馬寺、唐代法門寺、敦煌石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為代表的遍布于全國各地的寺院和石窟寺，體現出中華民族善于吸收外來文化，并以最快速度實現本土化，將其與源自本土的道教和儒教融合，使之成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包容能力。修筑長城始于戰國，至明代修建萬里長城，以及茶馬互市，則充分體現出以農業民族為主體的中華先民以防御為主、互通有無、熱愛和平的特點。遼、金、元朝的都城和貴族墓葬的發掘中，從都城布局、建筑格局和墓葬制度以及器物上，都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反映出這些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大量吸收漢族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過程的真實寫照。
《光明日報》（2021年11月01日14版）